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告诉经济观察报，毕竟自贸区主要是以贸易为主，金融领域的开放较为敏感，加之自贸区内并没有交易所，现在开放资本项目，恐给套利资金可乘之机。

口头上所有人都支持改革，但很多时候心里嘀咕的还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80年代，面对欧洲美元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于1981年允许美国各类存款机构、埃奇法公司以及外国银行设立在美国境内的分行和代理机构以建立国际银行设施（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y）的方式在美国本土从事与国际存贷款业务有关的活动。

但由于自贸区与内地之间没有严格的边控，要做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并非易事。当然，真正被拿来作为挡箭牌的是风险。上海自贸区涉及发改委、商务部、一行三会等大量监管主体，毕竟起草、论证和拟定政策的是复杂的官僚体系。对于极度重视仪式的中国而言，这不能不引人遐想，释放出为市场预期降温的信号。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一次演习。

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必须具有全国视野。如此的亢奋，某种程度上是改革失去的十年引发的改革饥渴症。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人口城镇化会带来教育、医疗、保险、旅游、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的消费倾向在未来10年会产生大改变，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快，净消费者的增加也在加快，在其它因素不变的前提下，老年人口抚养比例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经济导报》：当前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是什么？ 迟福林：很多从金融、土地、税收到行政审批、价格等，制度障碍关卡重重。（5）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最大限度地为服务业发展松绑。

竞争性的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

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2）推进以利率、汇率市场化为改革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经济导报》：三大方面的转型改革关键点在哪里？ 迟福林：关键点在政府转型改革能不能成功，因为政府转型是未来几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重要突破的决定性因素。从释放内需的角度看，城镇化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低收入的农民转变成中等收入的城市工商业者，根本原因在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

最后，我国未来的投资需求，仍然潜力巨大，以文化产业投资需求为例，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由目前占GDP的3%上升至2020年8%的目标，未来10年需要累计投资20万亿左右。中央与地方关系尚未理顺，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矛盾问题逐步增多。国有资本应当逐步提高收租分红的比重，争取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稳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是个大课题，需要制定官员财产公开的过渡性改革方案，在操作上可实行三个率先：一是新当选或新任命官员率先公开。

推进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型。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看，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提出现实需求。

（3）以制度统一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43.4%，世界平均水平为70.9%，相差近30个百分点，比某些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

到2020年，我国可望释放的潜在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人口城镇化承载着释放内需潜力的重大使命，承载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使命。《经济导报》：如何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呢？ 迟福林：只有改革一条路。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4）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加了10倍，其中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80%左右。

商务部公布的《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预测，相比2010年，到201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从15.7万亿元上升到30万亿元，以年均增长3万亿的规模扩张。城市发展要素的配置，社会分工的细化，不同产业的衔接，也会带来庞大的生产性服务需求。

（2）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5）按司法权公正、独立行使的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江风扬/采 来源: 经济导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经济导报》：如何推进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社会转型方面的改革呢？ 迟福林：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左右。《经济导报》：请问迟院长，您如何看待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迟福林：首先，我们要对未来5～10年中国新的战略机遇有一个客观的估计：首先是扩大内需、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在经济转型方面，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内生增长动力远未形成。（2）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公开化。

能否适应中速增长阶段的特点，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在未来10年实现7%～8%的中速增长，能否在转型与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将决定着2020年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着我国未来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经济导报》：您刚才提到7亿农村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那么如何释放这个巨大消费潜力呢？ 迟福林：城镇化。

《经济导报》：未来10年中国发展转型存在重大战略机遇，会不会也同样面临着重大矛盾和问题呢？ 迟福林：未来10年中国发展转型，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经济转型方面、社会转型方面和政府转型方面。（4）分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

以用地制度为例，根据《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2》计算，2011年，全国105个主要城市的工业用地价格仅相当于商业用地、居住用地价格的11.53%和14.43%。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

日本服务业是工业产值的3倍，德国是2.68倍，而我国目前仅有0.98倍。未来5～10年，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人口城镇化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目标和基本要求。例如，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由中央层面的法院体系，专门负责土地、税收、金融、破产、涉外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经济案件审理，以克服经济领域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

政府本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由于增长方式和财税体制、干部体制等问题的存在，以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为主要特点的政府自身利益倾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有进一步固化的趋势。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经济导报》：城镇化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贡献将会有多大？ 迟福林：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是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

政府自身建设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城镇化将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